反送中示威清場後

被清場後的早上,天空下著絲絲細雨,政總公園內有零散的留守者如螞蟻搬家般搬著昨天撤退時留下的物資回物資站。穿破的布巾、折骨的雨傘、破掉但仍補上膠紙的頭盔,在在都訴說著昨晚的暴力故事。

努力地整理物資站物資的示威者

可能曾經保了主人一命的頭盔

雨越下越大,但大家只想儘量多搬運物資,很快物資站內物品散落一地,有用的沒用的物品堆積如山。然後更多市民出現了,搬運的人多了,物資回流得更快,也有市民在清理垃圾。站內也開始有人為物資分類,沒有任何指令,「新人」跟著「舊人」做,很快地一袋袋急救用品、一箱箱食物、一排排面罩……不同物資就被分類出來,原來凌亂的物資站又運作起來。

已清空的救護站

市民自發地政府總部公園幫助收拾物資

整件事看起來有點奇妙:明明昨天才剛被暴力清場,也可以預期下一步警隊的壓制行動只會越加激烈,他們竟然還留在這裏收物資、執垃圾?我們不是對這個政府失望頂透卻又無可奈何嗎?

絕望的人不會留在現場執垃圾,更不會為下一場抗爭作準備,所以他們以行動告訴大家:這裏還有希望。

你願意相信希望嗎?

廣告
張貼在 隨寫, 隨攝 | 標記 , , | 5 則迴響

2019年6月11日

山雨欲來風滿樓,雨中的軒尼詩道份外冷清,遠遠近近的警笛聲在空氣中尖鳴著,似在驅趕著落寞夜歸人,而三五成羣的警察則繃著神經注視著路上的每一個陌生人。靜止的空氣中潛藏著一股躁動,那是埋藏已久的怨氣和怒火,是03年反23條立法和雨傘運動都沒有出現過的氛圍。這是2019年6月11日的香港。
無論接下來一星期發生甚麼事,香港從此都不再一樣。

張貼在 隨寫 | 標記 , | 發表留言

Free Solo

Free solo電影截圖

Free Solo電影截圖

Free Solo電影截圖

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時間裏,我決定看點瘋狂的東西來平衡一下──而有甚麼比《Free Solo》更瘋狂的呢?這套紀錄片的主角Alex Honnold是一名美國攀岩好手,而且他還是名不使用繩索及任何防護裝備的徒手攀登者,多年來他攀過無數山頭,近年Alex把目標投向Yosemite Valley內的著名地標El Capitan,該坐標高900多米、和鳳凰山高度相若的巨岩一直都未有人成功完成徒手攀登,而Alex Honnold則希望打破這個紀錄。《Free Solo》便是記錄Alex從籌備到攻頂的過程。

自問自己也算是一個喜歡山嶺的人,我想我多少也理解他對山的那份執迷(唔,理解程度大概是0.0001%吧)。除了我們常說的那些「完成挑戰」的滿足感外,Alex更指出完成徒手攀登後所獲得的「完美感」是其他運動所無法提供的︰

“There is a satisfaction challenging yourself and doing something well. That feeling is heightened when you’re for sure facing death.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If you’re seeking perfection, free soloing is as close as you can get. And it does feel good to feel perfect, like, for a brief moment."

而為了獲得這份完美感(以及保命),他在攀登前在El Capitan上進行了無數次練習,藉此讓他認清路線上的每條裂縫、石面上的每個凹位,並熟習每一個動作,以避免他在正式攀登時出現任何瑕疵。當他的女朋友Sanni談及這次挑戰時,他是這樣安撫她的︰

“But I mean like you (指Sanni) saying, ‘Be safer’, I’m kinda like well, I mean I can’t. You know, I’m already doing my best."

這聽起來這好像有點狂妄自大,但Alex說的時候就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彷彿他要翻的只是太平山而非El Capitan,而這份信心自是建基於經年累月的練習之上。當然Alex也理解到這項運動本身就是與風險為伴,而他是這樣思考風險這回事︰

I lik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risk and consequence. You know when I’m doing these hard free solos, I like to think that the risk, you know the chance of me falling off is quite low even though the consequence is extremely high.

很不可思議嗎?或許吧,但對Alex來說徒手攀登這件事或許就如體操運動員打空翻一樣十分稀鬆平常。但或許讓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儘管Alex多年來為了攀上El Capitan而努力練習,但他卻沒有因此而抱著「非登El Capitan不可」的心態。有一天他踏上了徒手翻登之旅,但當他翻至百多二百米的石壁上時,他覺得自己不在狀態而停了下來,最後選擇取消攀登,這讓在場的所有拍攝人員感到詑異(其中一名拍攝者打趣說:他終於知道這名“Spock”原來也會緊張 XP)。能夠勇往直前固然需要勇氣,但能夠在適當的時候決定退下來更需要勇氣。Alex沒有因為自己已投入多年心血而覺得要一意孤行,更沒有因為現場有團隊在拍攝而感到壓力,他細心地聆聽自己的聲音,然後便作出了下山這個艱難的決定。這也讓我想起在《Into Thin Air》一書中,瑞典人Goran攀登珠穆朗瑪峰,但當他抵達海拔8700 m、距離山頂不足150 m的位置時因狀況不許可而決定撤退,事後一位領隊是這樣評價Goran︰

“To turn around that close to the summit…, that show incredibly good judgment on young Goran’s part. I’m impressed – considerably more impressed, actually, than if he’d continued climbing and made the top.”

Alex的強大固然反映在他的體能與技術上,但更強大的是他在危險面前能夠處之泰然並且知所進退,而這份「能夠退」的認知或許是成就他最終能征服El Capitan的關鍵──他在2017年捲土重來,最終成為徒手攀登El Capitan第一人。

說到這裏我難免想到昨天半夜政總一帶所發生的示威和衝突活動。自問自己沒有勇氣如示威者般留守現場和警察對峙,所以沒有資格說那些示威者應該或不應該衝──畢竟這是涉及刑責的問題,但我也理解示威者們因為被受政治暴力壓迫而只能鋌而走險發起衝擊和抗爭行動。我只希望他們在抗爭的時候能夠「動之如水」,儘量多游走現場打機動抗爭,並避免和警方硬碰硬衝突(當然真的遇上了也絕對應該自保),特別是在警方已嚴陣而待的情況下,正面衝突只是給警方一網打盡的機會。退從來不一定是輸,而是再找機會重組抗爭,畢竟我們不需要(也不太可能)壓倒警方的力量,而向政府持●續●地●施壓才是抗爭的關鍵,別要因為贏了一場戰役而輸了一場戰爭。

香港人加油,臨mon涕零,不知所言。

張貼在 隨寫 | 標記 , , | 發表留言

反送中遊行示威2019

這一夜香港人構成了另一幅美麗夜景(照片來源︰蘋果日報)

政府推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反對派稱之為「反送中條例」),提出逃到香港的嫌疑犯在對方國家要求下可以移交給該國進行審訊,而這個修訂將台灣和大陸包括入可移交的國家清單內,這令香港人第一次有機會在不經立法會審批的情況下被移交至大陸。在政府最初提出有關修訂時,我本來既不接受但亦不反對政府的修訂方案──畢竟政府指出現時無法將逃犯移交至原犯罪地進行審判的確是個漏洞,但隨著政府的解說「越描越黑」(如明知台灣不接受該草案修訂港府仍一意孤行推行修訂;政府指稱將來的移交請求需要由法院審批,而實情是法院只有執行程序審查的功能;更重要是移交的請求是由聽命於中央的行政長官審批,這令人懷疑特首在受到中央壓力時到底有多大能耐起到把關作用),這個草案所帶來的新漏洞已遠遠大於原來打算修補的疑犯漏洞。更令人看不過眼的是,當草案甫推出時一向親政府的商界也罕有地高調反對修訂,因為商界擔心他們在大陸做生意時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不能見光的行為,故此害怕修訂以後商人有機會被移交至大陸受審。結果政府為了拉攏商界支持便調整了修訂方案,表面上是提高移交門檻,實際卻是將大部份商人擔心的罪行(如逃稅、貪污等)剔除在外以換取商界支持。政府宣佈修改方案的同一天一些商界人物便紛紛轉軚表示支持,然後政府便可以漠視普羅大眾要求撤回修訂的聲音而繼續硬推修訂,再加上日後中聯辦高調聲明支持逃犯修訂條例,政府更是一副有持無恐的姿態,最終觸發了這場繼雨傘運動以來香港最大型的示威運動。

老實說經歷了雨傘運動以及目睹港府近年屢屢藉著或明或暗的手法打壓非建制派的力量後,我對今次能否阻止逃犯修訂條例實在不感樂觀,不過正如雨傘運動中示威者常說的︰我們不是因為看到希望而堅持,而是因為堅持而看到希望,相信這一夜不少人都是憑著這個信念,從日間走到晚上,為的是在這個漸趨漆黑的城市內構成另一幅美麗夜景。

張貼在 隨寫 | 標記 , | 發表留言

《1984》

一部作品之所以是經典,往往在於它經歷時間洗禮後其內容仍然歷久常新,當中70年前的今天(1949年6月8日)喬治·歐威爾出版的《1984》便絕對是經典中的經典。在今天這個威權政府當道、媒體被政權操控的社會中,小說內那些看似荒誕可笑的情節卻屢屢在遠遠近近的社會中發生,其性質和手法的相似程度甚至讓人以為統治者們根本在依著書中的情節來上演。小說反映了歐威爾對極權/威權社會的本質以及它們操控人民技倆的透徹理解,而小說裏的不少創新詞彙(如Newspeak, doublethink等)更成為今天我們在討論極權/威權政府的重要用詞。在今天這個資訊橫飛、監控裝置(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的)無處不在的年代,這本反烏托邦小說再次提醒我們極權/威權政府如何利用科技和掌控媒體來管制人民的思想和自由,特別是在網絡上的資訊戰爭中,政府一方面可以動用整個國家機器來操控輿論和管制資訊發佈,同時亦可以動用各種方法來削弱傳媒和公民團體的監察力量,令人民選擇相信"alternative fact"或政府發報的「真相」。如果歐威爾泉下有知看到今天國際社會的狀況,不知道他會因為自己的「未卜先知」而「自鳴得意」,還是會對不同國家再次上演書中情節而悲嘆人民的不幸?

“Doublethink means the power of holding two contradictory beliefs in one’s mind simultaneously, and accepting both of them.”

“The masses never revolt of their own accord, and they never revolt merely because they are oppressed. Indeed, so long as they are not permitted to have standards of comparison, they never even become aware that they are oppressed."

“Freedom is the freedom to say that two plus two make four. If that is granted, all else follows.”

張貼在 大城小語 | 標記 , | 發表留言

64‧30

雖然我不至於認為一名學生參加完十天八天的大陸交流團後,他/她便會由反共憤青變為愛國愛黨份子,但這些交流團多多少少也在美化國家發展及為共產黨的管治粉飾太平──始終這也是大多交流團的目的吧。我們很容易被眼前那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觀所迷倒,卻看不到這個國家背後那道還沒癒合的歷史傷口,也聽不到大陸境內維權人士為了捍衛基本權益而發出的微弱聲音,更別提那觸不著、看不到、卻無時無刻不施加在人民身上的制度枷鎖。畢竟歷史太遙遠,政府的監控管制也和大多數人民不相干,只要簡簡單單做個順民遠離政治,政府自然不會怎麼干涉他們,那他們又為何要費心這些虛無飄渺的制度和歷史問題?

但有些事情香港人是不願忘記。不是說我們的記憶有多牢固,又或我們的情操有多高尚,更不是奢望我們的悼念能撼動這個專橫政權,而是相信我們不要因為大陸眼前亮麗的經濟發展而忘記了這個政權的殘暴,而反思六四或許就是我們對個這政權的微小但重要的抗爭。

張貼在 隨攝 | 標記 , | 發表留言

《All that remains – a life in death》

提起和死亡有關的職業,我們大概最先想起醫護人員和殮葬從業員,其次可能是警察、消防員、甚至是軍人等紀律部隊,他們的工作性質令我們很容易便將他們和死亡聯繫起來。但除了這些前線「死亡工作者」外,社會裏還有一批「與死亡為伴」的人︰鑑証科的工作人員,而英國的Sue Black就是其中一名鑑証人員,她在《All that remains – a life in death》這本半自傳、半報導的書中分享了她數十年來的鑑証故事,帶領讀者走進這個陌生的死亡世界。作者本身是名鑑證人類學家(forensic anthropologist),主要職責是重新建構死者仍在生時的背景,以協助調查人員判別死者身份。它的職責和以鑑定受害者死因為主的forensic pathologist(姑且譯為鑑証病理學家)有點不同,前者的工作範疇和方法比較像科學家,而後者則較偏向醫生。當然在實際工作上兩者經常需要携手合作尋找証據,他們也需要出席法庭審訊並向陪審團和控辯雙方說明証據及他們的推論,所以他們的工作對調查案件和警方能否將犯人繩之於法有著關鍵作用。

在英國每年都有不少身份不明的市民因為種種原因(如火災、登山意外、自殺謀殺等)而死亡,作者的工作就是從死者身上搜集各種資訊,以協助警方找出死者的身份。未看本書之前我常以為以現今的科技來說,判別身份這一任務應該比以往容易得多──畢竟在劇集和電影中,警探不是拿著一片小小的衣服纖維,便能藉上面的DNA來鑑定死者嗎?但現實中警方不時會遇上既無指紋更無DNA的死者(如死於火災的受害者),這時便要靠鑑證人類學家扭盡六壬來辨別死者身份。一般來說他們會先嘗試判別死者性別(如女生因為需要生育故盤骨比例較男生大、男生則因為肌肉較多所以骨骼較粗壯)、年齡(小孩會有較多細骨頭,但隨著身體發育後部份骨頭會融合為一)、身高(從骨頭的長度可以推斷出身高)、人種(從頭骨、特別是口腔部份的骨骼可以推論出四個基本人種︰Negroid, Caucasoid, Mongoloid, Australoid)。此外鑑證人類學家又會觀看各骨骼有沒有重大傷口、以及牙齒的健康情況,然後透過比照醫科和牙醫病歷來判別死者(如死者的大腿骨有斷痕的話,警方便會向醫院尋找曾經斷骨的病人紀錄)。除了這些鑑定方法外,不同的蛛絲馬跡往往也可以成為重要證據。例如每個地方的水都含有不同比例的氫和氧的同位素(isotope),而我們可以藉著檢驗身體的指甲、毛髮等部份的同位素比例,來檢定死者是否外地人士。另一個例子則是死者的紋身。有紋身的死者即使紋身已被切走,但如果死者已紋身一段時間,紋身的顏料會慢慢滲入深層皮膚內,這些顏料份子由於結構巨大所以沒法被人體排出,而器官也不能將它們分解,久而久之這些大份子最終會被淋巴送到腋窩或腹股內的淋巴核,所以死者的淋巴核會顯露出紋身的顏色。鑑證人類學家就是透過尋找這些蛛絲馬跡,一步一步地重組出死者的身份。

當然並不是每宗案件作者或警方都能查出死者的身份,在書中作者便分享了兩宗分別發生在1976年和1957年的凶案,儘管警方當時曾在案發現場作出地毯式搜索和深入調查,但仍無法找到案中的失蹤人士。數十年後在機緣巧合下兩宗案件都出現了一些疑似破案的線索,於是警方再度啟動調查,其中前者警方要在一個荒廢的採石場內進行大規模挖掘,以找出失蹤者;後者則要到墳場掘出數具已入土的棺材,以証實失蹤者沒有被魚目混珠收藏在棺材間。儘管兩件案件警方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但最後都無法找出失縱者的下落,甚至連額外線索都沒有。當我讀到這一節時難免會想︰「投放這麼多資源在這些陳年案件中,但破案之日仍然遙遙無期,不會覺得浪費嗎?」。不過就如作者所指出,親人的離世對在生者而言已是沈重的打擊,而不知道親人是生是死更是讓人難以承受的痛,對受難者家屬而言,儘力查出案件真相既是維護社會公義,更是給受難者家屬一個解脫。

除了協助警方查案外,鑑證人類學家也會在大型恐襲、戰地和自然災難中進行遇難者身份鑑定工作(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 DVI)。作者就曾在科索沃戰爭和南亞海嘯中親臨現場為遇難者進行身份鑑定。和平日的鑑定工作不同的是,這些災難牽涉的死亡人數眾多,而現場往往缺乏適當的設備來處理屍體及進行鑑定工作,要進行身份鑑定已是困難重重。同時僥幸逃過一劫的生還者則往往因未能與親人聯絡而擔心他們的安危,他們的查詢和焦慮情緒便轉化成有形無形的壓力,令鑑證人員需要在短時間內準確地核實大量屍體的身份。作者提到她在科索沃的工作最為印象深刻,平日電視上的畫面再怎麼混亂、被炮轟過的村莊再怎麼七零八落,都不及她身在現場感受來得震撼,而眼前堆積如山的屍體更是令她感到心寒。作者提到一名阿爾巴尼亞人的故事︰戰爭期間他和十一名家人及親屬打算逃離戰區,但卻被火箭炮擊中,結果除他以外全部家庭成員身亡,而他自己亦身受重傷。憑藉頑強求生意志,他在隆隆炮火下勉力將所有屍骸埋在樹下,然後逃離現場。戰爭過後鑑證團隊和他一起返回現場協助分辦屍體骸骨並尋找塞爾維亞派系犯下屠殺罪行的證據,在鑑定專家的努力下他們成功辨認出大部份骸骨的身份,但唯獨沒法分辨餘下的一堆骸骨──因為那是來自一對孿生孩子的遺骸,最終他們只好抱著歉疚的心情將骸骨交還給阿爾巴尼亞人。當阿爾巴尼亞人收到十一袋已知身份的遺骸和一袋不知身份的骸骨時,他只是平靜地感謝工作人員的努力,並握手致謝。對於鑑証人員來說,他們每天穿著悶焗的工作服在酷熱的荒野上忍受著因屍體腐爛而散發的惡息、翻著泥土上破碎的血肉和碎骨,為的只是協助死者能夠有尊嚴地離開人世,也讓在生者能夠堅定地活下去。

在南亞海難過後,英國政府召開了聽証會檢討他們在應對災難時的死者處理安排(作者也有參與聽証會),並開始理解到DVI的重要性,故此英國政府委派了作者所任教的University of Dundee開辦首個DVI課程,學員除了要通過一般的考試和撰寫論文外,還要參與「實習」──一場模擬有大量市民死亡的慘劇。為了增加真實感,校方還動用了真屍(當然校方事前已獲得當事人生前的同意)來模擬災難實況,學員便要在兵荒馬亂的現場內學習如何收集各種數據,並利用已有的資料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鑑定的工作,還要應付各種突發的事故。隨著天災人禍日趨頻繁,這些災難隨時可能在全球各地發生,類似的DVI案件恐怕只會越來越多,故此作者深信只有盡早作出預備才能減少災難發生時的混亂。

在整個工作生涯中,作者一再感謝眾多素未謀面但願意在過世後捐出遺體供她和學生進行解剖學習及研究之用的市民(亦即「大體老師」或「無言老師」)。儘管電子學習及虛擬實景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但現時的科技仍然無法取代以真屍進行的解剖學課程。無論是刀尖劃破肌肉的回饋感覺、還是伸手入冰冷軀體內掏出死者器感、還是觀察骨骼、肌肉、神經、血管相互糾纏的畫面,都將成為學生們不可磨滅的記憶,並成為他們日後工作上需要到的知識基礎。全賴有心人無私地將自己的遺體捐出,才能讓莘莘學子們上這一課死亡課。作者執教解剖班時,每次開課前都提醒他們這是一個得來不易的學習課程︰

Every year, when I talk to my first- and second-year students preparing to go into anatomy dissection in their third year, I tell them that the person they will study with, and learn from, is currently still alive. Perhaps that very day someone will be making the decision to bequeath his or her remains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education. I am always reassured when there are a few sharp intakes of breath as the enormity of that concept sinks in. There are inevitably a few who well up at the idea of a person they might have walked past on the street that morning ending up on their dissection table — and so they should. Such a huge gesture by a total stranger should never be taken for granted. 

除了市民的無私奉獻外,作者也在書中感謝她的大學同事Viv,她的職責是處理所有遺體捐贈的行政手續事宜,這聽起來好像只是流水作業沒甚麼難度,但Viv要向有意捐贈遺體的市民清楚解釋相關的安排,過程間她需要坦誠但堅定地傳達相關訊息,讓市民能安心地交托自己的軀體給大學。而當捐贈者過世後,她又要在死者家屬最沈痛的時候,一方面安撫他們因親人離世而所帶來的傷感,但同時亦要勸導他們放手讓大學接受遺體,言辭間既要傳達誠懇的同理心,但亦要表達堅定的使命感,而Viv就很能拿捏這堅柔之間的平衡,成功贏得不少家屬的信任。她的出色表現令她獲得英女皇頒贈MBE勳章。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於每日與死亡打交道的作者來說,死亡就像「老朋友」般熟稔,所以說不定她對孔子這種死亡觀會很不以為然。她是這樣形容這位「老朋友」︰

Working every day with death as my companion, I have come to respect her. She gives me no cause to fear her presence or her work. I think I understand her reasonably well because we choose to communicate in direct, plain and simple language. It is when she has done her job that I am permitted to do mine and, thanks to her, I have enjoyed a long, productive and interesting career. 

而對於自己的死,她也看得較一般人豁達︰

Obviously I don’t actually know how to die, having never done it before. But surely it can’t be that difficult: everyone who has ever lived before me seems to have managed it well enough, with some possible exceptions among the winners of those tongue-in-cheek Darwin awards, who have all succeeded in bringing about their own deaths in ludicrous ways. I can’t rehearse for it and I can’t seek advice from anyone who has done it. So really there is no point in worrying about it. But I know I won’t be alone. Whether or not there are others present, death will be with me, and she has more experience than anybody, so I am certain that she will show me what to do.

I imagine my death as being akin to yielding to permanent general anaesthetic. Everything goes black, you know no more and that is it, you are dead. If all there is beyond death is darkness, I won’t be able to remember it anyway, which is a great shame. But perhaps this is all there is to it: a fugacious moment tacked on to the end of a long story like a final full stop.

I don’t want to die in my sleep, either. I view death as my final adventure and I am reluctant to be cheated out of a moment of it. I am only ever going to experience it once, after all. I want to be able to recognise death, to hear her coming, to see her, to touch her, smell her and taste her; to undergo the assault on all of my senses and, in my last moments, to understand her as completely as is humanly possible. This is the one event that my life has always been leading up to, and I don’t want to miss anything by not having a front-row seat. 

相信沒有人會喜歡死亡,但既然死亡是生命中唯一確定會發生的事,我們可以做的大概就是和作者一樣學會接受它。對我來說我希望的絕對不是永生(想想跑步沒有終點是多麼可怕的事),而是和作者一樣期盼能夠有尊嚴地離開人世。但現代醫術昌明,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我們一方面要為這突然多出的一大截退休人生而煩惱籌儲相關的龐大開支,更讓人害怕的是萬一我們在生命晚期患上慢性疾病而令我們終日臥病在床,最終只能靠醫療技術來延續生命,這樣的生命又是否我們所渴望的?我想這才是比死亡更讓人害怕的事。

張貼在 隨寫 | 標記 , | 發表留言